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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

同期内，日本从贸易顺差国家转成逆差国家，一正一反相差了1127亿美元，主因就是同期的制成品顺差减少了1621亿美元，只是2007年制成品顺差的一半。当然还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方式和工具，比如在对各种实物与金融交易指数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指数交易产品，都是远离实物生产与流通所形成的金融商品。

然而在07危机后美日欧三大央行的强力货币扩张政策刺激下，各国经济和世界贸易也曾一度复苏，但是到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年，即2011年，先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由升转跌，到2015年比2011年下跌了42%，而后是国际贸易自2012年后出现了停滞与萎缩，世界出口额2013年只增长了2%，2014年只增长了0·5%，而到2016年则比2014年下跌了15·7%。由于新全球化过程，是高低两个生产要素体系的融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因为拥有低廉的生产要素而取得实体产业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因相反原因居于劣势，所以生产要素水平的基本接近，才是发达国家重建产业优势的起点。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与居民部门都经历了显著的去杠杆过程，实体企业部门却在加杠杆。所以货币资产泡沫的出现即所谓QE，目的不仅在于挽救美国的金融体系和刺激经济复苏，更在于维持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主义生存方式。五、下一场危机何时会来？会有什么新特征？ 上世纪80、90年代到07危机爆发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在3·5~4·5%之间，因此我所说的危机的长期化，是指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不能恢复到3%以上，个别季度可能有超过，但是很快又会掉下来。

在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代，生产过剩反映着投资与商业周期的变化，是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这两种总量状态的交替，在工业化任务完成后，生产过剩就从周期变成了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新技术革命开拓出新的消费需求，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就难以摆脱过剩，资产泡沫就始终存在滋生的土壤。这反过来证明，07危机爆发后在美国经济中，普遍的资本回报率都不足1%。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要统筹协调。

（一）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有优秀的经营人才队伍，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效率就可以提高。用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利器，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

一是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从更高层面认识对外开放的意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更好实现三驾马车的对外开放:一是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

境内外市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参与我国金融业，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提升了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三是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审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我们有条件推进改革与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三）加强党的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

进入专题： 金融工作 。在监管体制机制上，在新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跨境传递更为频繁的形势下，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更加突出。

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遏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体责任。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深化市场互联互通，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金融机构股东资质管理，防止利益输送、内部交易、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等行为。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

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金融业要专注主业，注重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将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要塑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

同时，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境外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市场规制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和提高。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金融系统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实力不断上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提高，多层次金融市场逐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金融体系防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一）准确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我国金融改革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科学部署，是指导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

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

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机制。二是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在公司治理上，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仍未完全理顺，资本对风险的覆盖作用未充分体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仍不健全，股东越位、缺位或者内部人控制现象较普遍，发展战略、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扭曲。建设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

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